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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培养一个“成功”的孩子,到底要花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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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22 21:02:0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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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Vista看天下杂志482期,原文标题《培养一个成功的孩子,到底要花多少钱?》,毛晨钰/文,沈佳音/编辑。

现代版“孟母三迁”的故事又一次上演了。

在最近热播职场剧《安家》里,初一“小学渣”苏天培的妈妈终于决定卖掉他们在上海市中心闹中取静的高档公寓,搬到郊区。她想让自己的孩子转学到一所私立中学。

尽管这是房产中介房似锦(孙俪饰)使的小计谋,天培妈却心甘情愿入套。至少她不用再每天对着学习成绩不行、玩游戏第一名的儿子咆哮,孩子也不需要再跟那些讲了几百遍还是会做错的数学题死磕。

为了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你永远无法想象父母能有多拼。那些“不配有梦想”的海淀家长,要在跑步机和通勤路上学完十几门常青藤名校公开课;生活在北京“上东区”的顺义妈妈除了要达到5000万财富基准线,还得盘活各种资源、把规划精确到分钟。即便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度是“文青”的曼哈顿妈妈也不得不为了孩子能上个好学校,费尽力气买到一个证明身份的爱马仕铂金包……

狂热至此,鸡娃遍地。

所谓“鸡娃”,其实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不断为孩子安排学习活动,给孩子打鸡血的行为。每个鸡娃背后,都有焦虑的父母。在他们看来,养娃不亚于一场“军备竞赛”,总要比对手多做一些,才能有更多安全感。要赢得这场竞赛,只靠爱发电是不可能的,投入更多金钱才能多一分胜算。

到底要投入多少成本才能获得不错的回报?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马赛厄斯·德普克(MatthiasDoepke)和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FabrizioZilibotti)去年合著出版了《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运用经济学知识分析了美国、英国、瑞典以及日本、中国等国家的不同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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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通过研究发现,父母的育儿风格,与社会经济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影响因素是收入不平等和教育回报。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齐利博蒂解释道,“当我们谈论经济学的时候,我们想说的不仅仅是钱的事儿”。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杜森贝里(James Duesenberry)评论贝克尔在生育率方面的研究时所说,“经济学是关于人们如何做出选择的学科;社会学是关于为何人们缺乏选择的学科”。

作者之一齐利博蒂出生在意大利,他在伦敦遇到了自己的妻子——一个西班牙女人。他们的女儿诺拉出生在瑞典。此后,他们在英国、瑞士都生活过,现在定居在美国。

作为清华大学的访问教授,齐利博蒂每年都要来中国两趟。“我们认为父母在努力让自己的孩子活得快乐。”他说,“但在育儿过程中,父母很难在孩子们的快乐和以后的贫富之间做平衡,这时候金钱或成功与否就会影响父母的选择。”

01

“直升机父母”

为养娃换房恐怕已经是最简单的事。

“我知道有这种现象,房子很小,很贵,但为了让孩子能进理想的学校,家长还是会砸钱买下。”齐利博蒂说道。他侧头想了很久,磕磕巴巴迸出三个中文字,“学区房”。这种房产在中国极其常见,房价动辄十几万一平,有的甚至只能放下一张双人床。

在中国教书时,齐利博蒂的学生对他讲起过曾热播的电视剧《虎妈猫爸》。他只看了几集,却也收获不少灵感。他仍记得剧中赵薇扮演的女主角胜男。

关于“学区房”,胜男有一段经典对白:“买学区房是为了上重点学校……考上重点学校,就跟抢车位一样。没有车位,你的车就没有地方停。你就会被贴单罚款,你上班会迟到,你会遭受同时的白眼。我怕茜茜将来抱怨我,为什么不给她抢一个好的车位?”剧中,她为了让女儿茜茜能上第一小学,卖了自家大房子、花光全家积蓄,买了9万一平的破旧学区房。

这只是开始。学区房里摆下的那张书桌需要永不断电的守望者——父母。他们时刻紧迫盯人,关注孩子的一举一动。在美国,这样的父母被形容为“直升机父母”。

1969年,儿童心理学家海姆·吉诺特(Haim Ginott)出版过一本畅销的育儿指南,其中主人公列那德曾绝望哀嚎,“妈妈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我头顶……我也只有在打喷嚏时可以不打报告了”。

提及“直升机父母”,就不能不提到“一战成名”的虎妈蔡美儿。她是齐利博蒂的同事,在耶鲁大学法学院担任教授。这位母亲把自己传统严苛的教养方式写成了畅销书《虎妈战歌》。当时这本书在一定范围内塑造了东亚父母强硬的刻板形象。

而现在,“直升机父母”在许多工业国家越来越流行。这种高参与度、高时间密集度、高控制度的密集型教养方式,不仅意味着监视与保护孩子,还意味着插手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参加的活动,甚至交友与恋爱。

根据齐利博蒂和马赛厄斯·德普克的研究发现,低不平等和低教育回报率的国家,父母往往更宽容,在高不平等和高教育回报率的国家,父母可能会更专断,并更倾向于向孩子灌输出人头地的理念。在不平等程度上升较快的社会,父母更倾向于密集型(特别是权威型)。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经济不平等急剧增加,随之增加的就有“直升机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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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超级奶爸Jack Stewart在家亲自教育自己的三个孩子。(东方IC图)

经济不平等的激增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教育回报率上升导致的。齐利博蒂解释道,随着技术革新,可以凭借卖力气获得高薪的职业越来越少,机器正在取代劳动力。当很多人去竞争原本就所剩不多的岗位,工资就会被压得很低。

父母必须要在当下的乐趣和未来的投资之间做出选择。齐利博蒂记得自己小时候,父母对自己的学业没那么重视,他们甚至很少谈论关于未来的事,而现在“家长更关注他们的孩子将来能获得什么、能做什么”。不过,他也认为如今时代变了。

在书中,齐利博蒂和马赛厄斯·德普克主要探讨了3种教养方式:专断型、放任型和权威型。

专断型教养方式是指父母要求孩子绝对服从,并且对孩子施加严格控制。专断型父母也常常会使用体罚。放任型教养方式则遵循自由放任的方式,让孩子们自主决策,鼓励他们独立。

这并不意味着父母完全忽视孩子的成长。

齐利博蒂特别在书中解释,放任型父母“也关心他们的孩子并希望孩子好,但他们相信给予孩子很多自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好方法”。权威型父母的手段相对专断型父母来说,要相对柔和折中。他们虽然也试图影响孩子的选择,但不是通过生硬的命令和约束,而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努力塑造孩子价值观来达到目标。他们把结合了权威型和专断型元素的教养方式称为“密集型教养方式”。

在美国,直升机父母越来越多;在中国,明知不易,仍要鸡娃。因为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密集型教养方式可以显著提升孩子的学业表现。

齐利博蒂和德普克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研究了OECD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PISA)的数据,并进行了问卷调查,最终得出结论:父母对子女学业的参与度会明显影响其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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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贫富差距较小的社会,父母养娃就佛系多了。

在女儿5岁那年,齐利博蒂曾让她跟着一位严格的东欧老师学钢琴。他的瑞典朋友知道后,不赞成他把孩子逼得这么紧。他还有一位北欧朋友是放任型教养的信徒。有几次两家人聚会野餐时,朋友4岁的儿子发脾气,要求干别的事。那位父亲就立刻向众人宣布:“抱歉,我的儿子感到压力。”随即锅碗瓢盆收一收,野餐结束。

对齐利博蒂的女儿诺拉来说,“瑞典是最好的地方,事情都很简单,人们不太关注你的成就”。

经济学家之外,作为父亲的齐利博蒂也跳脱不出这个经济圈。当被问到自己属于什么类型的父母时。他放声大笑,“我觉得自己是权威型,不过如果你去问我女儿的话,也许她会说我是专断型”。

“你会允许自己的女儿当个艺术家吗?”

在齐利博蒂看来,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的抉择。作为父母,他深知如果孩子选择当个艺术家,那就意味着要走一条异常艰辛的路,这个世上很少有人能抓住那个机会。

他的眉头很快松开,庆幸自己不用做这道选择题,“我的女儿目前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艺术创作欲和天赋”。诺拉现在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念物理,“也是很难的学科”,齐利博蒂说。

02

寒门还能出贵子吗?

教育回报率的上升加剧了经济不平等,而教育本身也并不平等。

“没有某个时刻能决定我一生的成败。”齐利博蒂告诉本刊记者。他回忆起他的求学生涯,出生于工薪家庭,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他说:“在欧洲,大学之间并没有太大不同,只要你通过考试,你可以进入任何一所。并不会因为高中成绩不好,就被丢进一所名气不怎么样的大学,你的一生就没有其他希望。”

在其他地方,情况恐怕并非如此。

优秀的教育资源集中在屈指可数的名校之间,想要跨进它们的校门,学生不得不历经厮杀。比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中国,高考都被认为是“一场考试定终身”。

美国的教育体系类似中国,但不完全一样。齐利博蒂打了个比方:“美国没有高考这种统一大考,但走出去的每一步都是下一步的踏脚石。”想上好的中学就得先进好的小学,要升入好的小学就得先从好的幼儿园开始。这也是为什么纽约的妈妈要经过层层面试买到上东区的房子,拎着铂金包为孩子争一张托儿所入场券。

想要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孩子,一个家庭愿意倾其所有。差别只在于“所有”到底有多少?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Putnam)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分层是不明显的。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孩子尽管并不拥有完全相同的机会,但差异并不大。相比之下,现在特权家庭努力让他们的孩子在社会中站稳脚跟,并将他们隔离在学校普遍优秀的中上阶层社区中,贫穷的孩子却因为机会的减少而受损。

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至少父母得先赢——要有钱有闲。顺义父母早已实现财务自由,买得起千万豪宅,节假日安排出国游学,有不少宁愿放弃高薪职业全职养娃。在这个被称为“北京曼哈屯”的地界,有不少师资硬件超一流的私立学校。在美国也是如此。社区之间有着明显的社会地位之分,学区的房产税可以作为美国公立中小学的经费。也就是说,富人区的孩子拥有更多教学资源。

经济上更有优势的父母还能为高昂的密集型教养买单,为孩子安排音乐、体育、绘画等课程。单单只是请两三个小时的家教,费用也抵得过普通义务教育的一年学费。

时间是另一样奢侈资源。

相比起工薪阶层父母需要花更多时间自己干家务,中上阶层的家长可以请保姆,自己则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齐利博蒂提供了一组数据,在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05年,母亲和父亲每周与子女一起度过的时间大约增加6小时,相当于每天增加1小时45分钟的亲子互动。

齐利博蒂在书中引入了经济学上的一个概念“贫困陷阱”。这个概念用来描述贫困同时是一个人或社会无法摆脱的连续的糟糕状况的原因和结果。简而言之,贫困导致了贫困。

教育也可能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育儿差距越拉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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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温州第二外国语学校门口每周一至周五都会停着一辆房车,这是一位家长花了50多万元购置的,以便孩子一放学就能到“家”,节省精力。(东方IC图)

父母的收入、财富、受教育程度都会成为育儿的影响因素。同时不同背景的父母对孩子的期待也不尽相同。假如父母只期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最普通的蓝领工人,那么他们就会理性预期到自己在孩子身上投入的同等投资不太可能会带来额外回报,于是索性减少对育儿的投资,或用其他方式投资。

外部环境对孩子的教养同样重要。正如“孟母三迁”的故事,母亲多次搬迁就是希望能为孩子找到一个适合学习的良好环境。

齐利博蒂把那个曼哈顿妈妈的铂金包比作进入上流社会所要输入的“通关密码”。在真正到美国生活居住之前,他觉得社会阶级在英国根深蒂固,“美国应该像个更开放的社会”。

事实并非如此。城市中居住隔离的情况不断加剧,富裕家庭、高知家庭的孩子只跟有相同背景的孩子往来,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同群效应”,即中国古语所说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贫穷家庭的孩子被关在了门外。他们无法交到中上阶层的朋友。受影响的不只是交友,还有婚姻。齐利博蒂在书中这样写道:“来自社会较低阶层的年轻男女碰到白马王子(或公主)的机会越来越渺茫。”

“所以人们说,寒门难再出贵子?”本刊记者问。

齐利博蒂表情凝重了几秒,“确实很难出,但我不想说这么让人沮丧的话”。回看自己的求学、工作经历,他说:“人们应该继续努力,至少有一些会成功。”

“还有一些事是政府能够并且应该做的”,齐利博蒂说。通过资源的调度和再分配,政府至少能避免让育儿军备竞赛压力变得太大。

在他看来,在一个流动性很小、社会分层越来越严重的国家,“考试制度在原则上是为了给每个人一个机会而设计的”。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齐利博蒂说,“很多资源被投入到把比较好的孩子培养成最好的”,但更该做的是“把更多力量拿去教养那些能力偏低的人,让他们能够符合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应该让教育成为这些人可以获得的一份礼物”。

03

无法避免所有风险

亚洲父母的育儿方式在全世界来看都相当有特色,而亚洲的孩子以成绩优秀,尤其是数学成绩优异闻名全球。

“那些对亚洲孩子来说不足为道的压力如果放在瑞典,那孩子们肯定就会觉得自己的父母是专断教育。”齐利博蒂说,“孩子对父母的看法通常是基于所处社会存在的某种常态。”现有的经济激励机制也使得“中国父母对子女非常有进取心”,同时帮助孩子考上好大学也是中国长期以来的育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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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3日,上海,一群家长带着孩子学习如何像绅士和淑女那样优雅地待人接物,该课程3小时收费2800元。(东方IC图)

不过,他注意到了松动的迹象。

每年来中国期间,他在报纸上以及和人们的交谈中注意到大家的看法正在改变。父母愿意尝试更多新的教育形式,政府机构也在讨论高考改革,试图让高考更开放。

齐利博蒂认为:“继续下去会存在风险,僵化的教育系统会造成太多思想上的一致性,每个人都学一样的东西,每个人都考同样的试题。正在发展中的中国需要更多多样性。”

齐利博蒂认为,目前来看,对那些还在为日常生活而奋斗的人来说,改变还比较难。但当人们能负担起在城市生活的成本,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追求新的东西。

曾有采访者向齐利博蒂提出一个问题:“当小家不得不面临金钱和教育的压力时,还如何谈爱?”

在采访中,齐利博蒂多次强调,“爱是这本书的第一个单词,也是育儿的原因”。尽管有些父母会把自己的梦想强加给孩子,但这并非普遍情况。他觉得事情会变好,现在的父母大多愿意让孩子听从内心的召唤,感受自己的欲望。

他没有在书里教父母如何成为好家长,“从广义上来讲,所有父母都知道如何当好爸爸好妈妈。”这本书,也许可以让父母成为没那么焦虑的父母。

齐利博蒂表示,“之所以焦虑,通常是因为父母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有时他们会思考,也许自己做得不对,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要做的就是让父母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认为,这是缓解焦虑的办法。

他唯一能给中国父母的建议就是“给孩子多一点时间,可以施加压力,但记得放松一点”。

父母总是为不确定性而担心,生怕孩子的人生与预期中有偏差。

齐利博蒂又想起小时候犯错、摔倒的经历,但父母并不那么担心,“站起来,总会有第二次机会”。父母寄希望于用一座房子、一个家庭保护自己的孩子,“无论如何,风险都是无法避免的,孩子总要找到自己的路”。

新刊预告·文化在武汉,纪录城市的摆渡人 本刊记者 徐牧心/文 沈佳音/编辑“听到孩子说自己的妈妈前一天就出院了,摄像师便随口问了一句“爷爷呢”,没想到孩子就哭了起来,他说自己的爷爷已经不在了。此时他的身后是欢快的新疆舞,孩子的哭声显得十分微弱。 ”好了,文章读完了。如果觉得不错,记得分享到朋友圈哦。也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想法。
家长最难的

是让孩子找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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